演讲

绝对公正和信任 – 长期的公务员体系在政策制订中的角色

英国商业、创新与技能部(BIS)常务次官马丁• 多纳利在清华进行演讲。

这是由 2010 to 2015 Conservative and Liberal Democrat coalition government 发布的。
Sir Martin Donnelly KCB CMG

诺斯科特和杜威廉在他们于1854年发表的关于公务员体系改革的报告中,认为在缺乏具备“足够的独立性、品质、能力和经验来提供咨询、协助服务,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施加影响”的高效公务员团队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府是不能够有效地运转的。

这一观点在今天的世界仍然适用。当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聘任,并在奖励机制下得到晋升的公务员是独立于政治或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时,我们的政府才能够有效地工作。即使当部长和政府发生了更迭,公务员团队也将保留其职能。公务员团队不参与政治讨论,尽管他们会通过自己所提的建议及其效果来施加自己的影响力。

但是,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这种模式是否仍然是最佳的决策治理的选择?

独立性

独立性提供了一个前途光明的起点。独立性可以减少顾问迎合部长的动机,并确立了一个可以对方案进行更客观评价的框架。独立性还使有效决策的经验得到累积和应用。但独立性需要在部长和顾问之间建立足够的信任,使顾问所提出的官方建议被认真对待。

对于白厅公务员们来说,挑战源自政府内部。对于一名即将上任的部长来说,他/她可能来自另一个政党,与前任部长的性格及观点可能有很大不同。这种情况下,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她会立即信任官方建议。负责制订政策的公务员们必须建立并且维持这种信任。

良好的政策建议可能因顾问试图迎合某个部长的意愿而被扭曲。与部长及议员们近距离工作使大多数公务员都对这些政治家的工作心生敬意,因为他们所得微薄却经常遭受不公正的批评。在此背景下,公务员非常有必要把为部长们提供的专业支持和不具批判力的个人情感严格区分开来。

此外,部长们希望得到明确的建议,但他们也有权知道这些建议不是基于某个人的个人观点而做出的。最终如果一个公务员对于他/她所工作领域的政策方向不满意,他们可能需要调整职位。

在公务员和部长之间建立信任

为了有效地工作,以及在公务员和部长之间建立和维持这种互相信任,我们需要明确政治家和政策公务员之间的区别,以及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准则。在此方面主要有三大主旨:

首先,不会对某一政党政治家做的事情也不要对来自另一个政党的政治家做。提供令人信服的捍卫政府政策的主张是在白厅工作的一项核心技巧;把反方说得一无是处绝不是公务员该做的事情。

其次,向部长披露一切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这必须包括挑战乐观主义倾向,但同时不能使其成为不作为的借口。

第三,公务员们应该提供一些不会被接受的建议。如果部长们永远不会被挑战,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得到最好的建议。这一条也适用于公务员体制内。在等级制度下,让一个公务员向部长提出反对意见不总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从文化角度而言,部长们可能会比公务员们更容易接受内部的不同意见;确保不同观点得到倾听成为高级公务员的一个重要职能。

公务员和部长

公务员和部长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从根本上说,部长们自身的权利拥有民主合法性,而公务员们则没有。公务员们可以期待他们的工作得到重视,这取决于他们因自身的长处而得到的聘用以及随后的表现,但部长们则拥有最后的话语权。那些对这一现实并不适应的人将无法在公务员体制内得到一席之地。

其次,政治家无疑希望通过立竿见影的行动以实现其抱负。公务员则希望花更多时间来权衡手中的证据并评估不同方案。他们的工作所产生的价值取决于他们是如何合作并为部长们提出实用方案,并且这些方案与部长们的政治目标相契合。一言堂是需要避免的。

这就是说,公务员和部长之间的关系不能也不应该是垄断关系。政治顾问通过挑战官方建议和提出自己关于政治和决策阐述方面的意见来贡献其附加值。但这些额外的意见不会改变建议本身。

对于公务员来说这是一条直接的途径。他们事业的进阶也不取决于来自部长的庇护,从而使诚实和不时的“不受欢迎”的建议能够出现在公务员体系下提出来。公开决策的发展意味着公务员们能够并应该从政府之外寻找挑战以及其他的方式。数字化联网是一个强大的新型工具,它使更广泛的人能够参与到政策的制订中。

这种模式的另一个结果是政策官员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政府工作中。他们不应被看作是延缓政策分歧的工具,也不应是向政府之外的人散布关于政策不同意见的传声筒。如果选民对结果不满意,答案就在投票箱中,而不能指望公务员接过政治家的指挥棒。

与社会建立广泛信任

但是,部长和公务员之间的信任只能够部分地解决问题。公务员们如何让满腹狐疑的大众相信,白厅真的是在为他们着想,或者至少没有比现在的模式更好的解决方案了?

诚信正直是关键的价值观。长达150年的公共服务传统,和通过国家审计署和公共账目委员会,以及会计官的个人责任形成的严谨的审计和控制体系一起,由议会投票决定资金用途为英国提供了一个令世界艳羡的诚实的公共财务管理体系。

随着公务员体系过程和决策的不断发展,透明度和媒体参与度也大为提高。这意味着公务员们在帮助公民们评估关于复杂问题的信息时需要更为坚决。

越来越明显的是,许多与信任有关系的对话都发生在社会媒体上。数字化阅读正日益成为政策官员所需具备的一项核心技能。在兼顾政治边界和保护公务员的私人空间的前提下使他们参与到数字化世界中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项重大挑战。

公众形象对于白厅公务员来说不总是有帮助的,他们最多不过是一次成功演出的后台人员。部长们明白政策的制订是团队努力的结果,除非国会听证会这样的特定情况之外,公务员们不应该轻易走到前台来。否则政治家和行政官员之间的职能差异以及角色风险就会被模糊化。

非常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应该明确他们在这一架构下各自的职责。公务员们必须在部长面前表现出很强的专业能力,并且是在双方达成共识的范围之内,以便于将公务员的工作和政治活动作区分。部长也需要适应这个体系可以为他们带来关于具体政策和政府效益的更好结果,即便此体系存在偶尔的不便。公务员和政府必须合作以获取政治领域的最佳结果,并且建立更广泛的公众信任。

我相信英国的体制是值得采纳和改善的,这一体系将部长和公务员的角色明确地区分开来,因为这样做对良好的决策和政策的实施最为有利。为了将这种良好的现状保持下去,我们需要在解释我们要做什么,改善我们为部长提供的服务,以及赢得公众信任等方面表现出坚决果断的态度。

(完)

发布 16 October 2014